他站在世界地图两米开外，你用手指指任何一个部位，他立刻便侃侃而言：这是某某地域的国家，国名是某某，人口若干，面积几何，意识形态是甚，当今领袖是谁，经济主脉，气候条件……他不是给你背诵，而是一说家常那样地讲解，很随意地信手拈来，无一滞碍。这一条我们兄妹都抽冷子出题测试过，他竟没有一次稍有犹豫——现在的外交部有没有这样的人，我都有点不能肯定。

1942年，反扫荡最艰苦残酷的时期。他是昔西一区政委，也就是区委书记。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.昔西一区彼时是“无人区”，日本人的“光政策”在这里完全彻底地执行了。没死的也逃向洛平榆次这些地方投亲靠友。但我对“无人区”这概念，也许领会有误，因为父亲写了一份回忆录《194l—1945年太行二分区第一区——网格子的对敌斗争大事记》，人还是有的，而且不少。不然就不会有“网格子”(人居的网格子)这一观念。无人区大约指的是扫荡后一个极短暂的真空时期，而且可能特指的抗日根据地。父亲说他们当时人最少时仅有三人。在与敌周旋数年之后，重建了根据地，反将日寇伪皇协军困在马场，直到1945年形势已经翻转，当然有分区、有县委，也有群众共同的领导参与，但父亲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敌周旋，没有智慧恐怕不行。

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，父亲留在河南剩县做对敌工作，收编散落武装——说白了就是剿匪，收编残匪，支援大军南下。父亲告诉我：“形势极其恶劣凶险。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装，城内的奸细也多如牛毛，战斗力也很强。”

就这样，他在进驻时仅有七人，“整整拉出—个团来。经过忆苦诉恶，建立党组织，清除内奸，这支队伍打到广西，无一人离队逃亡。我为此受过黄镇的表扬。”这当然也是各方综合力量的工作结果，但父亲是主要人物之一。有一年，栾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阳来探望，说起当时队伍中内奸密谋暗杀我父亲、反水投匪的事，历历如在目前。我问父亲：“有没有这回事?”他说：“这种事多了。这一伙原本就是土匪，他们投共，土匪也是不容他的。他们商量杀我之后，用血衣为证，回归土匪队伍。”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能全身出入，工作成就斐然，我以为脑筋必须绝对够用。

在他眼里，我认为是“没有小事”。在物上说，除了钱，什么都是大事。在人上头，除了相貌，别的都很重要，最重要的则是人的政治立场和人的品格。

父亲是这样的。比如说你患个头痛脑热的感冒什么的，躺在床上睡觉。他会每隔二十分钟来看你一次。似乎有话要说。却又不说什么，绕室徘徊几遭，不言声又去了。如此几番，躺着的病人自己都有了“有罪”的感觉，坐起，吃饭了，他也就有了笑容，恢复了常态。他自己不闲着也见不得家中有闲人，大家都生龙活虎忙着去做事，人人“在外头都顺心”，他的失眠症就会大为减轻。

我写完《康熙大帝》第一卷，出书后才去见他。有这样一段对话，他说：“你出书了?好!’，“爸爸.这很艰苦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；没有告诉过您。”

“好。你说将来要超过我，我还以为你吹牛。”

“我在政治上还没有超过您，这是小说，这不算了不起。”

‘c我听过冯牧的报告，没想到你当作家。”

“冯牧是冯牧，我是我。”

“这件事意义非常大。孔子有什么?不是一部《论语》吗?”“那不能比。”

“孔子著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”

他的最后一句话，我很长时间不能明白。因为我敢肯定，没有任何乱臣贼子会惧怕我的书。

继而我的《雍正皇帝》也写出了。我又去见他，又有一番对话：“这套书我想给武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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